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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八个常委

2011-10-25
前所未有的决心,前所未有的规格:7月8日~9日,中共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,胡锦涛、吴邦国、温家宝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。此次会议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国的高度,并且制定了一揽子的防灾减灾、合理配置水资源的10年目标。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,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史,似乎只有2140年前汉武帝率百官赴黄河负薪草、堵溃口的情景与此相类似。

前所未有的决心,前所未有的规格:7月8日~9日,中共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,胡锦涛、吴邦国、温家宝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。此次会议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国的高度,并且制定了一揽子的防灾减灾、合理配置水资源的10年目标。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,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史,似乎只有2140年前汉武帝率百官赴黄河负薪草、堵溃口的情景与此相类似。

今年春夏之交触目惊心的全国旱情和接下来的大暴雨,让中国经历了旱涝两重天。眼下由旱转涝,洪水形势从乡村到城市全面吃紧。痛定思痛:大雨大灾,小雨小灾,没雨旱灾,全面地、直观地暴露了水利及水害防灾减灾等公共系统的脆弱与废弛。这无疑也是此次水利会议引起中央空前重视的主要原因。

管子说过:“善为国者,必先除其五害。”哪五害?水、旱、风雾雹霜、厉、虫。管子时期对地震还没有认识或地震危害不大,所以他说,“五害之属,水最为大”。

远的不说,1949年之后,造成重灾的大洪水,计有1954年大洪水、1975年大洪水、1991年华东水灾、1998年大洪水等。其中1975年8月的大水,致使河南省境内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,竹沟、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,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,淹死20多万人;京广线100多公里被大水冲毁,中断18天,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元。1998年大洪水,受灾人口达2.23亿,直接经济损失1800亿元。

中国水患既有地理和气象因素,也有人类活动的因素,简要说是三个因素:季风气候、三级阶地——西高东低地势、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及其反自然的社会利益结构。降水分布空间和时间的不均匀导致雨水要么没有,要么疾来疾去,旱灾、洪灾、涝灾几成常态,而趋利避害却相互矛盾的村社——县乡——省际——国家之间的利益“同心圆结构”,使“以邻为壑”成为痼疾。

工业文明以来,人类利用水资源、对抗洪涝灾害的主要办法是河道建坝,大江大河筑大坝成了现代化的标志,激发了文治武功的想象力。人们有所不知,1958年大跃进是被两个轮子拽着飞跑的,一个是大炼钢铁,一个是兴修水利。1958年水利大跃进累积下来的成果是,截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,我国共修建了17万多座水库,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,大多废弃。而此次水利会议公布的8.7万个水库,据估计有三分之一属于病险库。

总体而言,建大坝,是“堵”的办法,这个办法的效果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,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广受质疑。上世纪70~80年代,欧美国家在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情况下,开始反思建坝带来的弊端,并成立了反对建大坝的世界性组织,强有力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走向。

17万或8.7万,无论是哪个数字,都属世界之最。这个世界之最,不仅面对着世界潮流的质疑,同样也面对着中国传统智慧的挑战。

中国治水,向有堵、疏之争。从已有文献看,华夏文明的创始人之一大禹,不是一名水利工程师,而是一名政治家。他与父亲鲧的“堵疏之争”,不是治水方略之争,而是治国大政之争。华夏文明的奠定,以疏导胜出,说明中国曾经产生过极其高明的政治哲学。

古人早已明白,治水不单单是治水,兴利除害、防灾减灾的动机自不待言,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方法、什么思想治水,因此形成了传统中国独特的治水政治、治水文化,治水与治国自始至终,融为一体。

相传大禹诞生于岷江上游地区。大禹这种以疏导为手段的政治和自然哲学观,传导到了岷江的中下游地区。2260多年前李冰父子时期则把这种观念发展到了极致。

去过成都都江堰的人大多叹为观止:一个水利工程竟然如此精妙绝伦,鱼嘴、飞沙堰、宝瓶口,那么简洁明快地搭配在一起,集分水、排沙、防洪、灌溉为一体,协调不同季节,搭配合适比例,让川西平原两千多年享其利,旱涝保收,遂成“天府之国”。

治水秘诀便是都江堰二王庙墙壁上镶嵌的那6个青花瓷片字:深淘滩,低作堰。仔细考辨,这6个字的背后,则是对盆地气象、岷江水系、西蜀平原自然的逼真、谦卑且聪明的认知,即:因势利导,顺其自然。

此认知适用于都江堰,也适用于秦国另外两个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伟大的水利工程:郑国渠、灵渠。

宏观而言,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,同时也是水污染极端严重、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国家。为了长治久安,水利建设当属必要。但是,一项公共建设,有利就有弊,利弊得失谁说了算?治水方式,早期的运动治水不可取;演变至今日,暗箱操作,利益集团治水,同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。

新制定的水利建设10年目标,中央下决心花大钱,对于水利利益集团而言,很简单,就是怎么能得到更多的钱。此前,并不算充分的三峡工程论证中,科学论证、民主论证只是昙花一现。之后的南水北调工程,以及总装机容量是两个三峡工程、目前在建的金沙江向家坝、溪洛渡、乌东德、白鹤滩4座巨型水电站,则饱受人大监督缺位的质疑。

水利工程向来耗费甚巨,涉及社会各方利益;水利是国家公共基础设施,关乎国计民生,公共决策、公众参与、媒体监督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不能汲取古人智慧和当今文明转型经验,有长治久安之想,无长治久安之策,治水-治国的良善目标能否实现,将是个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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